20多天前，音集协要求KTV下架6000多首没有授权其“集体管理”的歌曲，一度被舆论质疑是“霸王硬上弓”。之后又有网友举报“案中案”，称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利用工作之便，用自己旗下的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与KTV打官司，诉讼判决文书达2000余份。

记者发现了一个怪圈：多家KTV曾依规向音集协上交版权费，但KTV仍然每年都会遇到侵权官司，上交的使用费到底去了哪里？而部分音乐著作权人却表示没有收到费用。比如陈奕迅的《十年》，其公司就表示一直没有收到过版权费，《十年》尚且如此，其他歌曲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为音集协代收了10年版权费的天合集团，又和音集协对簿公堂。

相对于著作权利人个体维权，音乐作品通过协会集体管理，在诉讼维权、节约成本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然而，随着更多疑点汇聚成流，却又指向音集协真实定位的异化。

比如，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音集协只能代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所授权作品发放许可。换而言之，没有授权就不能管理，而这次音集协公开叫板全国KTV，要求对未被授权的6000多首歌曲下架，这有违《反垄断法》所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之嫌。

又如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扮演的应是服务者角色，而不应是自我营利者。如果该集体管理组织的负责人，用自己旗下公司代表音集协与KTV打官司，这种“瓜田李下”的行为本身已属违法操作。

音集协既然是集体权利“代理人”，应该也必须服务于著作权利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令人遗憾的是，英皇等三家公司去年正式退出音集协，主要原因是“版权费用分配不够公开、透明”，以及“音集协存在越权授予VOD供应商‘复制权’的问题”。音集协自己都承认：权利人退出协会，自己打官司，获得的收益更大。那么，音集协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一场“KTV歌曲下架”风波，浓缩着公众舆论对法治的关切。音集协应对质疑如实回应，有关部门也应依法介入查处。音集协和音乐人到底“谁养活谁”这个基本问题，要先搞清楚，真不要以为没有了张屠夫，就得吃带毛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