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表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之“意思”，在于很像一只麻雀，个头虽小却能在解剖当中理出一个道儿：官民冲突当中的话语权失衡。

这种失衡是非常直观的。就拿报道中的当事者来说，控诉自己“遭遇酒后猥亵”的这位员工，所处即为普通的群众百姓；尽管声称“遭受猥亵”，但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猥亵”这事，大张旗鼓地鼓噪吆喝。而当事另一方的几位，因为身为机关干部，顾忌着这样那样的“官方身份”，而只得支支吾吾、被动地应付了事。

理论上说，明辨任何时候的利益冲突或纠纷，都不能偏听偏心一面之词，而应该让对立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因为舆论压力对当事双方可能带来的影响后果不同，官民冲突中的话语权失衡正显愈发倾斜之势。客观上看，普通群众酗酒闹事，或许最多就是一个笑谈；而现在任何酒席上的官员一旦被舆论曝光，或都可能引发一场舆情灾害。报道中的副镇长和其他几位干部，尽管参加的是私人聚会，但都因此而被处分；而同样参与吃饭喝酒、后对别人施以暴力的女员工及男友，至今似乎毫发未损。

也许，正是顾忌、或是看明白了官民之间冲突，对当事者可能造成的损失悬殊巨大，前者才不得不在话语权已然失衡的基础上，一再选择保守退让；而后者才能在貌似占据话语权制高点同时，还更加有恃无恐，甚而想当然便可以地泄私愤！

坦白地说，一旦涉及利益冲突、官民之间的话语权出现失衡，这并不利于社会文明道德的修成、和国家法治进程的进步。而要尽快修正这种失衡，关键或在于无论是“官”还是“民”，但凡涉及利益冲突，都应得到同为国家公民身份的平等法律对待。

比如，报道中的副镇长及几位机关干部，如果并无明文法规限制其以平民身份、参与私人聚会吃饭喝酒，那么当地纪检机关或就不能仅仅因此而对其处分；如果要，那么则要拿得出说得过去的理由。

再比如，对于女员工及男友与石某之间的殴打冲突，无疑应当以当地警方的调查证据为主，来判断石某是否对女员工猥亵，以及无论是否构成猥亵、双方对殴打后果的如何担责。

当然，当事女员工对警方调查结果，可以从法律途径提出异议；这也正如当事者石某，可以对涉嫌的“猥亵”提出辩解，并可以依法提请相关赔偿！

文/渝西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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