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应该以经济的稳定性及就业等为指标。

日前，有专家发文称，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的界限，增长是硬道理，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我们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

这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观点。首先，这种主观判断会在社会上制造一种经济恶化的预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一定影响力，更应该谨慎和专业。其次，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正是这种计划经济思维的存在并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才会长期积累结构性问题。

“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高于6%的增速”的建议，以两个判断作为基础。

一个判断是，中国政府能够掌控的净资产大约为17万亿美元，并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因此，在政府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些财富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这种论调在过去十几年中，每一次要求政府扩大财政投资的时候，都会被提出来。但是，政府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是固定不变，当财政危险到需要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该国货币大规模贬值的阶段，国有资产的价值会大幅缩水。而海外净资产也会随着外债的不断增加以及顺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另一个判断是，不要高估地方债务的严重性，并且认为企业杠杆率高在相当大程度上同我们的制度特点和历史原因相关。此外，没有人说得清，当杠杆率达到什么水平时会导致危机。也就是说，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杠杆率过高不是问题，因此还有继续加杠杆的空间。

这种主观判断是罔顾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家庭部门杠杆率已经比较高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投资回报率已经大幅降低，以及单位GDP增速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上升，还包括扩张性政策刺激房价不断上涨推高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中国继续采取刺激性政策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长期以来，一种颇为流行并且看似专业的观点认为，只有增大分母（更高速度地做大GDP）才能降低杠杆率，而且也只有在高增长中才能调整结构。但是，不断利用债务创造GDP的做法，虽然增加了一堆分母（基建、房地产等），但杠杆率并未减少，结构也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优化结构。

上述文章还认为，现在很多问题不是之前的4万亿计划造成的，而是4万亿计划退出太快造成的。事实上，双刺激并没有过早退出，而是先后实施了3轮刺激（2009-2010年、2011-2012年和2015-2017年），并且前两次收紧措施都由金融创新所抵消，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不断加杠杆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重复刺激造成的。

首先，我们认为，要重视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避免经济失速产生的风险。这需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但这种增速不是以具体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经济的稳定性及就业等为指标。为此，可以灵活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但绝不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

其次，继续通过扩张性政策保增长会产生信任危机，即重新进入“紧缩-扩张”的周期性刺激运动，市场不再相信改革，而是继续信仰保增长。信任改革而采取行动的市场主体会受到惩罚，而那些深信保增长逻辑的投机者会继续逃脱清算。

当前，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供给质量，也包括收入分配等问题。改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行稳致远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就解决，这也是绝大部分经济体无法有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原因。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还有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努力把握时机，而不是为了一味保增长而把所有的政策空间都用掉。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改革正在闯大关，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就放弃。